“项羽不死于乌江说”商榷

发布时间:2016-07-04 16:03作者:hxzf99vc 来源:匿名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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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传璋

 

提要:本文对“项羽不死于乌江说”的理据进行了全面清理,指出由于对《史记》文本的误读和研究方法的失当,该说不能成立。同时认为:项羽东城快战发生在东城县域的四山。秦代的乌江亭属于东城县。项羽“欲渡乌江”与临江拒渡二者统一于一身,是其人格的必然发展。司马迁叙写项羽的结局在《项羽本纪》正文中据事录实为自刎于乌江,而在篇末赞语中正式书为“身死东城”,是同篇前后互见足义,体现了太史公严谨的史法。

 

关键词:垓下  东城  乌江  研究方法

 

目 录

一、引言

二、项羽乌江自刎是太史公的实录“欲渡”与拒渡统一而不矛盾

三、东城快战发生在东城县域的四

四、秦代的乌江亭地属东城而与历阳无涉

五、项羽乌江自刎说并非始自元人杂剧

六、关于《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研究方法的质疑 

七、《史记》所述秦汉史未可轻议

 

一、引 言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教授痛感于“乌江自刎,这是千古流传,人人皆知的一个历史人物项羽的结局。但这个传说是否可信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思考,甚至连史学界都没有予以注意,一直是沿袭旧说”之不当,遂根据他对《史记》中相关文字的“分析”思考和多次的实地调查,乃发现《史记》中“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相反,却是明确说‘身死东城’”,死于乌江的误解始于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于是撰为《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提出“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死于乌江”的“新的结论”。由于冯先生的“考证”是“从调查入手,又分析了古籍的讹误”,所以在2007年第二辑的《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六辑)刊布后,便在媒体和读者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笔者近日有幸拜读先生的鸿文,在享受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乐趣并获得诸多教益之余,却也对先生对古典文本的解读、研究的方法窃有所疑,因而对先生“新的结论”亦不敢贸然苟同。笔者依然坚信项羽“乌江自刎”与“身死东城”,都是司马迁的实录,二者完全统一而无丝毫矛盾。太史公对项羽之死的两种书法蕴含着严谨的史法,应毋庸置疑。至于“项羽不死于乌江说”所作的“考证”,由于自身难以弥缝的种种缺陷,亦恐难以推倒“旧说”。先生的大作由引首、正文四节附加“赘言”构成。以下请容笔者依冯文的叙次将拜读后产生的疑惑不解与固陋之见奉陈  先生道席,敬祈不吝赐教;同时亦欲借此机会与关心项羽结局的朋友切磋讨论。

 

二、项羽乌江自刎是太史公的实录“欲渡”与拒渡统一而不矛盾

 

《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第一节为“司马迁对项羽败、死的叙论”。作者为了“检验核证”项羽不死于乌江,引录了“最早的记录”——《史记》中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包括《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樊郦滕灌列传》,以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因追击项羽于东城并“共斩项羽”而立功封侯者的“侯功”表文,然后断言:

此外如《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书,也全同《史记》,故不再引。上述《史记》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两句涉及乌江,当另作分析外,其余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相反,却是明确说“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羽”……其地点当然都是在东城。由此可见,《史记》里确实不存在乌江自刎之说。相反,却是用论断式的语言说:“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这样斩钉截铁的断语,以后的班固、司马光、袁枢等,都没有异辞,这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吗?①

如果事情果如先生所“检验核证”的那样——“《史记》里确实不存在乌江自刎之说”,《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史书里同样不存在乌江自刎的记事,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冯先生所证发的“项羽不死于乌江”的“新的结论”。然而冯氏所言绝非事实。先生应该记得他前面征引的第一篇“最早记录”——《项羽本纪》中,在“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而项王临江不渡、赠骓报德之后,有如下的文字:

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①

司马迁在《项纪》中明确记叙了项羽在乌江渡口与汉军激战后从容“自刎而死”,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著录的那五位勇敢的侯爷“共斩项羽”的真相又是如此!面对太史公的白纸黑字,先生竟有胆量说“《史记》里确实不存在乌江自刎之说”!

先生为了论证他提出的“项羽不死于乌江”的“新的结论”,自然是检阅过《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史书的相关文字的,因为他明确作了交待:这些史著“也全同《史记》,故不再引”。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不惮其烦,还是要征引一下,以明究竟。

先看班固的《汉书》。《汉书》系奉诏之作,向以谨严著称。《汉书·项籍传》对关乎大汉龙兴楚亡汉胜最为关键的一幕是如此叙写的:

[项羽]乃令骑皆去马,步持短兵接战。羽独所杀汉军数百人。羽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羽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公得。”自刭。王翳取其头。乱相蹈争羽,相杀者数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为列侯。①

班固在《汉书·项籍传》中明确叙写项王在乌江渡口“自刭”而亡,“自刭”即自刎,怎么能说《汉书》“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呢?

再检阅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卷第十一《汉纪三》,记叙了项王在乌江渡口“乃以所乘骓马赐亭长”后,

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示中郎骑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杨喜、吕马童,及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户,封五人皆为列侯。②

司马光明确叙写了项羽在乌江渡口“自刎而死”,先生岂能一笔抹煞!

最后检索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书卷第二《高祖灭楚》题下清晰记叙了项羽在乌江渡口临舟不渡、赠骓报德后,率领余骑皆弃马与汉军步战,

[项王]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示中郎骑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刎而死。……①

班固、司马光、袁枢等史学大家与太史公异口同声,在各自的史学名著中都以明确的文字著录了项羽在乌江渡口壮烈的结局——“自刭”、“乃自刎而死”、“乃刎而死”。先生竭力掩盖显白的史实,为的是力挺他的项羽乃“死于东城县邑”的独特发现。

先生为了彻底否定司马迁关于项羽于乌江自刎的实录,首先用大量笔墨力图证成“项羽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一段文字文意“前后明显不接”,有“矛盾纰漏”:

“项王乃欲东渡乌江”,《项羽本纪》的这句话,是意向性的话,是想东渡乌江,而不是已经到了乌江。一个“欲”字,充分说明了它的意向性和它的未遂性,这是一。其次是“东渡”这个词,既具有方向性,又有距离感。“东”字表明乌江在东城的东面,而且含有一定的距离(据安徽省交通部门提供的资料,东城离乌江还有二百四十华里)。……千万不能把项羽所处的地理位置弄模糊了。项羽此时是在东城,这一点必须明确记住。项羽是“欲”(想要)东渡,实际上还没有离开东城。②

今按:先生说“欲”字包含“意向性”和“未遂性”,“东渡”具有“方向性”和“距离感”,就字面意义论,都对;但太史公文句的真实含义并非如先生所说的项王想从东城县邑向东到二百四十华里之外的乌江,而是项王想从江西的乌江向东渡过大江抵达江东的吴中。“东渡乌江”句中的“乌江”是地名而非水名,《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百三十一《和州·山川·乌江浦》:“在州东北四十里,土多黑,故名。”①可证。乌江是秦九江郡东城县属下的一个亭。乌江亭濒临长江有乌江浦,是古代长江北岸重要的津渡,斜对岸便是牛渚圻,那里有直通吴中的驰道,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会稽,便取牛渚东进。说项羽此时还在东城县域,自属正确;说项羽此时“还没有离开东城”县邑,则大谬。班固《汉书·项籍传》在叙完项王在东城县域的四山溃围、斩将、刈旗后,接着写道:“於是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用特笔加上“遂引”二字,标明项王在四山溃围成功,随即引导麾下二十六骑向南驰往乌江亭准备渡江。详考见拙文第三节。

先生之所以有上引的论判,原因盖出于误读太史公“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的文本。众所周知,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介词“于”若与动词连用引进处所名词构成介宾结构时,介词“于”经常省略而无损文意。《史记》中这种句法更属常态。例如:

[1] 《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②完整的句子应是:“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前面三个句子中的介词“于”均省去。

[2] 《项羽本纪》:“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3}完整的句子应是:“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两个介词“于”均省去。

[3] 《封禅书》:“天子病鼎湖甚。”{4}完整的句子应是:“天子病[]鼎湖甚。”句中介词“于”省略。

[4] 《太史公自序》:“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①完整的句子应是:“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段话中有四个介词“于”都被省去。

《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其句式结构与上引诸例完全相同,完整的句式应为“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在这个文句中,“东渡[]乌江”即“于乌江东渡”。“东渡”意指“向东渡过[大江]”,而不是先生所指的“‘东’字表明乌江在东城的东面”。实际的地理方位也是乌江在东城县邑的南面而非“东面”。唐人刘知《史通》卷六《叙事第二十二》曰: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②

《项纪》“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在这两句连续的表述中,项王已抵达乌江亭,原本不言而喻。这正是太史公文约事丰、述作尤美的表征。先生既不明太史公的句法,又仅从句中截取个别字词,本先入之见,作孤立的发挥,自难免把太史公的“实在语意弄错了”。

先生又引“乌江亭长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然后批评说:

这段文字,与上文明显矛盾。上文是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这话是说项羽自己想渡乌江,乌江亭长是顺着他的思路劝他迅速渡江。不料项羽却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好像他根本没有想渡乌江,上文“欲东渡乌江”似乎根本不是他的念头,文章前后明显不接。这是矛盾之一。

“乌江亭长船待”,这句话让人产生错觉,好像乌江亭长和项羽都已经在江边渡口了。而实际上项羽并未离开东城,也已不可能离开东城。所以这句话并非写实,乌江渡口离开东城还有二百四十华里,乌江亭长怎么可能了船,跑到东城来接项羽呢?这是文章明显的纰漏。这是矛盾之二。①

总之,“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与下文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是前后矛盾的,而“乌江亭长船待”这句话并非实写,与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完全不相符,所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这句话是不足为据的。②

今按:要想明白太史公于此叙事有无“纰漏矛盾”,先要知悉项王“欲东渡乌江”的背景。其实我们只要细研《项羽本纪》,就不难知道项王“欲”从乌江浦东渡以达江东的意图,在“直夜溃围南驰”前已然决定。项王作此决定的背景是,“项王军壁垓下”,被“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之前,楚汉两大军事集团曾经进行过一场“决胜垓下”的大会战。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略去不提,而运用互见法在《高祖本纪》中予以详叙: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3}

此役汉王刘邦及诸侯集结的总兵力将近百万,而项王之卒只“可十万”。韩信指挥汉军大败楚师。楚军损失惨重,从此再无力组织反攻,不得不收缩残部退入垓下,凭借有利地形固守壁垒。项王夜闻四面楚歌,知淮海地区已尽入汉手,在此无法立足,唯有突围南走保守江东或有再度崛起的机会。故决心“溃围南驰”。由垓下南走江东,有东西两条路线。东路取道广陵——丹徒至吴中,路径最短。这是八年前项羽辅佐季父项梁率江东八千子弟开赴江西抗秦主战场时走过的路线,不同的是当年是自东而西,现在将是自西而东;但在汉王四年,东线所经城邑直至江滨,已被齐王韩信麾下骑将灌婴攻占,广陵封渡。①当下可供项王选择的只有西路,取道乌江——牛渚,沿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的驰道至吴中。对项王来说,西路路径较长而且生疏,但除此别无选择。司马迁于“溃围”之后所下“南驰”二字,表明项羽对突围方向、行军路线的正确决策,这已为下文“项王欲东渡乌江”张本。史公叙事诚如刘知所言:“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经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②因此,先生说“欲东渡乌江”“根本不是”项王的“念头”的说法,是妄加猜测。至于他说“想东渡乌江的不是项王,而是项王的部从”,更属荒诞无稽。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句中的“于是”这个介词结构指代项王自东城县域的四山突围南驰乌江的时间,此时正预备从乌江浦东渡大江。“乌江亭长船待”,也非“空穴来风”。四山距离乌江浦不过三十里左右(详见拙文第三节)。当项王在四山“叱汉千骑,如猎狐兔”、溃围斩将刈旗之时,金鼓齐鸣、杀声动天的惨烈厮杀的情报不容不迅捷传到乌江亭。顾炎武曰:“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原注:《风俗通》曰: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以今度之,盖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而《汉书注》云:“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镇集。”①乌江亭辖乌江浦,为长江北岸津渡要冲,战争时期亭长自必掌控渡江之舟。作为西楚霸王的臣民,得到项王正在四山与汉军追骑激战的情报,亭长不难判断项王此番南下必为渡江,船以待项王东渡,正是亭长职责所在。他根本不需要如先生所说的跑到二百四十华里之外的东城县邑去接救项王,所谓“矛盾之二”,其实是捕风捉影。

项羽原本计划从乌江浦横渡大江回到江东以图后举的。乌江亭长也敦促他登舟启航:“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从亭长的话可知,当项王伫立江滨之时,汉骑尚未追至,但并无多少时间可容耽搁,故亭长催促项王“急渡”;而渡船仅有亭长操舵的一条,项王只要登舟,汉军即使追至渡口,也只能望洋兴叹。这真是千载一时的良机。然而项王在片刻的沉思犹豫之后,拒绝了亭长的盛意敦请。他的回答出人意料:

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②

由“欲渡”转为拒渡,项羽的理由有二:一是天亡我,渡亦无用;二是无颜见江东父兄。面对滔滔大江,项羽心潮澎湃,自吴中起兵反抗暴秦以来八年的征程瞬间浮现脑际。他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他认为是天意要他成功;五年与汉相争,尽管“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然而却在垓下一败涂地,“卒亡其国”①,他认为这也是天意,天要他亡,渡也枉然。“天道远,人道迩”,更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是,八年前江东父兄托付给他的八千子弟,而今竟无一人生还交付江东父兄。他现在只要踏上渡舟,即将面对江东父兄,他无法承受内心的愧疚。项羽是出身“世世将家”的楚国贵族子弟,身上承载着秦汉之际已难得一见的贵族品性,尽管他有悍残暴的一面,但尚正义、富同情、重责任、有担当、行事光明磊落,仍是其性格的主流。他对于灭秦以后,战火依然不熄,“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转漕”的现状深深不安,他希望及早结束这种局面,还民众以安宁和平。汉之四年,项王在广武曾“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②当项王在乌江渡口面对亭长的唯一舟楫,在渡与不渡的问题上曾有过短暂的迟疑未决。乌江亭长之所以船“待”,正是因为他看到项王在千钧一发的紧张时分还在沉吟,于是他将渡船栊在码头期“待”项王迅急登舟。然而“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的潜意识,在当下无颜见江东父兄表层意识的驱动下,促使项羽由“欲渡”突变为拒渡。这一巨大的变化,在先生看来是无法化解的大“矛盾”,文章亦“前后明显不接”。然而这一突变其实正是项羽全部人格的必然发展,反映了项羽在个人霸业与民众福祉两者之间的权衡抉择。“欲渡”是一般人面临绝境时的必然选项,而“拒渡”则是非常之人的项羽在非常形势之下所行的非常之事。原先“欲渡”的是项羽,面对舟楫拒渡的也是项羽,两件事相反相成在项羽一人之身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岂有“矛盾”可言?正是因为项羽能渡而不渡,宁愿自择战死沙场,以谢对他信任有加的江东父兄,以慰追随他转战南北壮烈牺牲的江东子弟的英灵,从而最终成就了项羽的完整人格。项羽也因此虽死犹生,赢得了千秋美誉。

论到项羽的人格与乌江拒渡的意义,明人汪佃在其《重修霸王庙记》中有段论述颇有思致:

撮其大节,得四善焉:夫鸿门之宴,沛公已在掌股间,重以亚父之示、项庄之剑意,曾不一动其中。虽天命有归,人莫敢干,而项伯之晓譬已明,王之信誓已固,终莫之渝。至于乌江之遁,若从亭长之言,跳身独渡,鸠合余烬,西向以图再举,尚不知鹿死谁手。而王自分天亡,至死靡憾,盖诚知事之必不可成,不忍觊福于万一,重困江东之子弟也。故予谓其不除沛公近于义,不渡乌江邻于智,显存故交信也,阴全江东仁也。

先生是“红学”名家,自然知道人性的丰富多面与复杂易变,岂可以“是”与“不是”机械简单的二分法来论定如项羽这样的非常之人?关于项羽丰富而复杂的个性,钱锺书先生有段话说得好:

《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于性格气质,都未直叙,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喑叱咤”,“恭敬慈爱”与“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①

笔者认为,先生的这段话或许可以化解冯先生关于“欲渡”与“拒渡”冰火不容的困惑。

         

三、东城快战发生在东城县域的四

 

《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的第二节为“从司马迁对项羽自垓下至东城的战斗历程的叙述看项羽的死地”。先生依据《项羽本纪·太史公曰》称项羽“身死东城”,便坚执项羽死于东城邑,认为项羽乌江自刎乃“空穴来风”,出自后人传说。他在论述“项羽当时所在的地点”时,先征引《项羽本纪》:

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

然后下判断:

据此,项羽当时所处地点是在东城,而“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后面还有“卒困于此”、“天之亡我”、“今日固决死”等项羽的话,可见项羽已困死在东城,不可能突围出去了。

还特别提醒读者,这“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我们分析问题,不能离开这个基本事实作任意的猜测。”①

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察觉,太史公所称的“东城”指的是“地”——东城县域,对此《项纪》中关于东城快战发生地的“山”及后来自刎的处所乌江都有清楚的表述。而先生所谓的“东城”却指的是“点”——东城县邑,这从冯先生在其大作中不惜用十二次笔墨予以强调的“东城至乌江还有二百四十华里”得到确定。可见司马迁笔下的“东城”与先生所称的“东城”并非同一概念。这一点倒是“必需明确记住”的。《项纪》中叙说项王“至阴陵”,意谓进入阴陵县境,而非指进入阴陵县城,否则何来“迷失道”,又何必请“田父”指路,更不会受绐陷入大泽。同样,“至东城”是指由阴陵县境进入东城县域,并非指进入东城县城。先生想必记得,汉王三年(204)十二月,项王分封的九江王英布被汉使诱降投汉,项王令“项伯收九江兵”,九江国属县悉数归入西楚王国版图。《史记·楚汉之际月表》有明确记载:汉王三年十二月,“[]布身降汉,地属项籍。”①汉四年七月,汉王“立布为淮南王”。②盖为虚授,并无实地,其时淮南地属项王。汉王五年十二月,楚汉在垓下决战,项王兵败南走时,沿途所经之楚九江郡下属的锺离县、阴陵县、东城县,以及江滨的历阳侯国,并未易汉帜。这从冯先生曾经征引的《樊郦滕灌列传》——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渡江……{3}

可证在项王自刎之前,阴陵、东城、历阳都还有楚军守城,所以在项王死后,仍需灌婴率兵去“下”。“下”者,以武力攻克也。如果“至阴陵”、“至东城”真如先生所言是指进入阴陵、东城县治,那么项王完全可以调动守城将士助其抗击汉军追骑。试想以项王之英武,楚卒之善战,三年前的彭城之战,项王仅率三万士卒即横扫五十多万诸侯联军如落叶,项王现在若有阴陵、东城楚卒助战,灌婴的数千(渡淮过程中减员,不再是五千)车骑又何堪一击!然而历史的真实是,项王为了争取南驰渡江的时间,沿途并未进入他治下的任何一座县城,更未调集守城士卒助战。因此,先生固执“东城”即东城县治(“距离乌江二百四十华里”),“当时项羽被困死在东城”“再也无法脱身了”云云,才是凭虚造说“空穴来风”。

根据《项羽本纪》的记事,项羽即使在东城快战后也并未“被困死”,而是再度溃围南驰: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君快战,必三胜之,为君溃围,斩将,刈旗,令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①

在这段精彩的叙述中,项王先是聚其二十八骑于一座山顶,面对包围他们的数千汉骑,分为四队,布为环形防御阵法,锋刃朝外,集蓄其势。然后“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以为疑兵。同时,项王率先大呼驰下,汉军皆如弱草随风倒伏,“遂斩汉一将”,并成功地与其骑在该山的东坡“会为三处”,使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不得不“分军为三,复围之”,从而使汉军每一包围圈都被项王的战术大大削弱。此时,项王再度从东坡驰击汉骑,“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在汉军惊慌失措的档口,项王将分散东坡的三处将士复聚为一,在使汉骑蒙受巨大杀伤的过程中,项王仅“其两骑耳”。经过这场被后世称作“东城快战”的激烈战斗后,项王能够“复聚其骑”,并从容自豪地对其部属说:“何如?”可见项王统率的二十六骑已胜利地突出汉骑的重围,按预定目标,向乌江奔驰了。灌婴所率的数千汉骑在东城县域的这座“山”上并未能将项王“困死”。

项王凭借东城县域内的这座“山”势,居高临下,胜利溃围,而当时项王并不知此山何名。故太史公根据本纪纪主的立场也只据实书作“期山东为三处”。班固作《汉书》时,此山早成名闻遐迩的“四山”,《汉书·项籍传》将《项羽本纪》的“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作如下的修改:

于是引其骑因四山而为圜阵外向。汉骑围之数重。①

意谓项王此时领导他的二十八名骑士登上四山,凭借山势布下圆形军阵,锋刃朝外,面对包围的汉军骑兵。此山何以名为“四”?《汉书》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四下隤陁(tuì yǐ)也。”《广雅·释诂二》:“(xié)也。”《集韵·纸韵》:“,邪。”可知皆倾斜之义。四山正因山势四面均自山顶向山麓绵延倾斜成缓坡梯形而得名。项王在南驰途中选择此山在山顶布为圆陈,是因此山的山形地貌便于居高临下俯冲敌阵。班固清楚地知道项王“东城快战”的战场在四山,而不在东城县邑。北魏的郦道元也清楚项王在四山溃围斩将后成功率骑南走。《水经》卷第三十《淮水》:“淮水又东,池水注之。”《注》曰:

水出东城县,东北流,迳东城县故城南,汉以数千骑追羽,[]帅二十八骑引东城,因四山,斩将而去,即此处也。②

那么,这座位于秦代东城县域的四山究在何处?现存地理志书最早记录项羽“东城快战”发生地四山的,当数北宋初年史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该书卷第一百二十四《淮南道·和州》卷,在和州所领乌江县有下述记载:

  在县西北七十五里。项羽既败垓下,东走至东城,所从惟二十八骑,汉兵追者数千,羽乃引骑()[]山而为圆阵,即此山也。①

北宋王存等奉敕编撰的《元丰九域志》卷第五《淮南路·和州历阳郡》所领属的乌江县下,《注》文:“有四山,大江,乌江浦。”

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二百卷,其《自序》称:“余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荆闽,靡国不到。”该书大量征引《太平寰宇记》文,其卷第四十八《淮南西路·和州》卷,同样著录了和州乌江县的四山,但对山距县邑的里程有所修正:

  在乌江县西北三十里,直阴陵山。项羽既败于垓下,走至东城,所从惟二十八骑,汉兵追者数千,乃引骑依四山为圆阵,即此山也。今山石上有走马足痕。②

此条显然参考了《太平寰宇记》,但将《寰宇记》所记四山距乌江县邑里程字误修正为“西北三十里”,《方舆纪胜》的更正是对的。

《嘉庆重修一统志》之《江苏统部·江宁府一》所属江浦县录有阴陵山和四溃山(按:溃为“”之讹),《志》云:

阴陵山  在江浦县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南十里有四溃[]山,皆接安徽和州界。{3}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百三十一《和州·山川》录有“四溃山”曰:“在州北七十里,亦名四马山,接江苏江宁府江浦县界。”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亦名“四马山”,位“在全椒东南三十五里。”

根据《舆地纪胜》、《嘉庆重修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地理志书著录的四山的四至里程:东北距江浦县城五十五里、东南距乌江县(今和县乌江镇)三十里,西北距全椒三十五里,可以确定四山的座标正在安徽和县、全椒、江苏江浦三县交接处,今名四马山或四溃山的,正是历史上项羽与汉骑将灌婴所率汉军追骑于“东城”鏖战的古战场。这座山峦经过实测,标高81.8,山形略呈四面缓坡梯形,平均坡度为3°-6°,顶点坡度为5°-10°。山脚长边2公里多,宽约1公里,周5公里略多。四山距全椒县城18公里,距江浦县城28公里,距乌江13公里,乌江距江浦县城亦为28公里。古地志中的里比今日的华里要短,所记里程经过换算与实测结果相符。这座不算高又不太小的四山,其梯形缓坡的山峦正好可供项王与其二十八骑在山顶布下环形防御阵势,然后纵骑驰下,冲决汉围,斩将,刈旗。这座首次被班固写入《汉书》的四山,距项王“欲渡”的乌江浦不足三十华里,项王的千里骓马片刻可至。

然而先生别有所解。他说:“《本纪》明确说‘自度不得脱’、‘卒困于此’、‘今日固决死’,可见项羽已不可能突围出来了,怎么可能再到乌江呢?”“‘今日固决死’,这更是十分明确地说明项羽已‘必死’。”又说:“这场战斗是发生在东城,而不是发生在乌江,……而这时项羽等二十六人已是‘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从东城到乌江是二百四十华里,即使是且战且退,‘步行’还能走二百四十里吗?”

其实项王“自度不得脱”的“度”是忖度、估量之辞,并非必“不得脱”;至于“今日固决死”,无非是表达出万死而不求侥幸一生的决心,而并非如先生所说的“必死”。这三句话与项羽在钜鹿之战前,下令破釜沉舟烧庐舍“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同一机杼,岂可将项王的或然之思当作必然的结果!当年的事实分明是项王在东城县域的四山两度溃围斩将刈旗之后,率领二十六骑胜利突围南趋乌江了。

至于说项王与其麾下壮士二十六骑在东城“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更属天外奇谈。众所周知,手持刀剑之类短兵的步卒擅长近身与敌格斗,这就是项羽少时不愿学的“剑,一人敌”的功夫,难以抵御骑士战马的冲击与戈矛之类长兵的击刺。马步交战,步兵显处劣势。项王与其麾下壮士明明都有骏马可乘,却弃而步行与汉骑交锋,谙熟步骑战法的项王岂会作此荒唐的举动?而细绎太史公在《项羽本纪》中所描述的“东城快战”场面,分明有项王“谓其骑”、“乃分其骑以为四队”、“令四面骑驰下”、“于是项王大呼驰下”、“与其骑会为三处”、“项王乃驰”、“复聚其骑”、“骑皆伏()曰”等诸多文字,皆为骑战,而绝无“下马步行接战”的只字片语。先生如此造说,为的是落实他如下的设想——“从东城到乌江是二百四十华里,即使是且战且退”,“步行”也决不能走到乌江,那么“乌江自刎”自属“空穴来风”。但臆测不等于事实,《史记》文本俱在,岂容任意曲解!

太史公在《项羽本纪》中叙写项王“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是在距东城县邑二百四十华里之外的乌江渡口。不仅不在东城县邑,甚至也不在东城快战战场的四山。先是项王将自己乘坐的骏马名骓奉赠给被他尊称为“长者”的乌江亭长,然后才下令骑从与他一样下马步战。文字显白,毫无歧义。先生将项王乌江步战硬要嫁接到东城县邑,做此自欺欺人之举,未免过分了一点。

先生为了力证项羽不可能“步走”二百四十里到乌江自刎,还提出一项有力的“证据”——《史记·灌婴列传》“追项籍至东城,破之。”他对文中的“破之”特加疏解——“破”者,“灭”也。也就是在东城消灭了项羽。所以下文就是总结性的语言“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

既然“在东城”就“消灭了项羽”,“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项王又岂能复活步行二百四十华里赶到乌江再行自刎?

先生的这项“力证”存在天然的缺陷,缺陷在于冯先生“破者,灭也”自我作故式的训诂。先请看《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下列文字:

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①

《高祖本纪》也同叙此事。按先生的训解,“破”,已是“消灭”;“大破”,则更是彻底干净的消灭。若此,汉王及其部众断无孑遗,两个月后的垓下会战绝不会发生,更不待说楚亡汉兴刘邦荣登皇帝宝座了。然而这只是当下盛行的一种“戏说”,而戏说之所以可能则原于冯先生在训诂了出了一点小小的毛病。

且看古典字书是如何训解消、灭、破这几个字的。《说文·水部》:“消,尽也。”又“灭,尽也。”故消、灭二字可以互训。更古的字书《尔雅·释诂下》:“灭,绝也。”综而言之,“消灭”为完全除尽之辞,而“破”的含义与此有别。《说文·石部》:“破,石碎也。”段玉裁《注》云:“引伸为碎之。”即碎裂不整之意。又《正字通·石部》:“破,行师败其军,夺其地,皆曰破。”故“破之”,就是“败之”;“大破之”,就是“大败之”。如此而已。先生将“破”训为“消灭”,是夸张失度了。事实是项王在固陵并未消灭汉王刘邦及其大军,仅是把他打得大败而已,所以《项羽本纪》“大破之”的下文是“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至于灌婴的数千骑兵在东城县域的四山也仅杀死了项王的两名骑士,并没有就此“消灭”项王。此时此地灌婴“所将卒五人”更没有“共斩项籍”。所以《项羽本纪》的下文才有乌江渡口的步骑激战和项王壮烈自刎的场面描写。

 

四、秦代的乌江亭地属东城而与历阳无涉

 

先生为了彻底否定项羽自刎乌江其事,特别提出“乌江在秦汉地属历阳说”:

乌江在汉代属历阳(唐称和州),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如果项羽真死在乌江,则司马迁的论就应该说“身死历阳”或者迳说“身死乌江”,而不应该说“身死东城”;《高祖本纪》也应该说“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历阳”或“乌江”,而不应该说“东城”。归根结蒂,《史记》说项羽死于东城是没有错,“项羽乌江自刎”的空穴来风,与《史记》并无关系。①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太史公曰》中说项羽“身死东城”,而先生又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这对项羽死于乌江说无异是釜底抽薪。先生十分肯定的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中虽未出示任何根据,但在同刊同期发表的姐妹篇《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中胸有成竹地说:

秦汉之际,乌江属历阳县,这有明确记载。②

他所说的“明确记载”,就披露在此语的前文:

同书(笔者按:指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二《淮南道》:

滁州:

九头山,在(全椒)县南九十余里。昔项羽兵败,欲东渡乌江,途经此山,与汉兵一日九斗,因名。

历阳县:

乌江浦,在县东四里,即亭长船之处。①

今按:《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的地理总志。作者李吉甫,《旧唐书》本传称他“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自京出任外官,“留滞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两度入相。②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甚高:“舆记图经……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今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著诸家祖述之所自焉。”{3}既然先生征引的是权威的地理志书,作者又曾居官“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而“乌江浦”正是其为官江淮时所属之地,那么该书著录“乌江浦”地属历阳县,又岂容有误?难怪先生要肯定地说“这有明确记载”了。

先生的引文出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元和郡县图志》附录“阙卷逸文”。经检核原书,竟发现先生引文造假。为了验明真相,且容将冯氏引文与原书列表对照:

通过比对,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生在此使用了偷梁换柱的技巧,将《元和郡县图志》原本明确记载的地属“乌江县”的乌江浦,置换到“历阳县”名下,充当“秦汉之际,乌江属历阳县”的所谓“明确记载”,并且特意删去《元和郡县图志》关于乌江县设置沿革的极为重要的记录——“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置乌江县”。这种做派不论是疏忽还是有意,其客观效果都难免提供伪证的嫌疑。

中华书局本《元和郡县图志》附录的阙卷逸文,清末学者江阴缪荃孙自南宋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辑出。和州诸条辑自《舆地纪胜》卷第四十八。该书中华书局1992年曾据文选楼钞本影印,装为八册。可参看第三册之19971928页。

东城与历阳并为秦县。东城县见诸史籍,最早为《史记·陈涉世家》,秦二世二年,符离人葛婴奉陈涉之命,徇蕲县以东,“葛婴至东城,立襄为楚王。”葛婴在蕲东连下数城,至东城始立襄为楚王,可证东城为蕲东大县。汉武帝元封元年封东粤繇王居股为东城侯,万户。更足证东城为大县。历阳县首见诸史籍,最早为《项羽本纪》,“汉之三年(前204),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谏止。可证灭秦之后,项王分封王侯时,封范增为历阳侯,秦历阳县遂成历阳侯邑。

乌江本为秦置东城县下属的亭。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六年(285)以秦置东城县属乌江亭附近地域设置乌江县,与历阳县并属淮南郡。南朝刘宋王朝废去东城县,而西晋初从东城县域析置的乌江县一直存在到元末明初。在此之前,乌江从未隶属历阳县,更不待说“秦汉之际,乌江属历阳县,这有明确记载了”。明洪武初,省乌江县,以乌江津以东置江浦县,以西并入历阳县,这是乌江隶属历阳之始。至于冯文提到的“和县”,得名更晚,民国元年(1912)废和州,始改州为和县。

检阅历代舆地志书,从无秦汉之际乌江亭隶属历阳县的记载,真正“有明确记载”的则是乌江亭原属秦置东城县。且看下列记载。

(一)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之《淮南道·和州》领有乌江县:

乌江县,魏黄初三年,曹仁据乌江以讨吴。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置乌江县。

乌江浦,在县东四里,即亭长船之处。①

(二)五代后晋刘监修《旧唐书·地理志三·淮南道·和州》,载唐代和州领乌江县:

乌江  汉东城县之乌江亭,属九江郡。北齐为密州郡。陈为临江郡。后周为同江郡。隋为乌江郡。县皆治此。②

按刘生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卒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在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3)为相,监修国史。《旧唐书》于后晋天福五年(940)至开运二年(945)奉敕以唐代史臣吴兢等所撰唐代国史旧稿为蓝本撰述,“故具有典型”{3}。其《地理志》据李唐王朝地志簿书编撰,故州县沿革详明可据。

(三)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淮南道二·和州下》:

元领县三:历阳、乌江、含山。

乌江县(原注:[和州]东北四十里,旧十五乡,今四乡),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船待羽处也。魏黄初三年,曹仁据乌江以讨吴。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界(至)[]乌江县。隋为乌江郡。①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地理总志。作者乐史,字子正。生于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仕后唐为秘书郎。入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擢为著作佐郎,召为三馆编修。迁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博士。景德四年(1007)卒,终年七十八岁。宋太宗始平天下,乐史作为史官,为维护国家统一,因合舆图所隶,考寻始末,条分件系,撰成《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然史书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当代历史地理学家王文楚亦称该书“在《元和郡县图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内容更为充实,体裁愈趋完备,为后世纂修地理总志所遵循,……是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划时代巨著。”②

(四)宋刻《太平御览》卷一六九《州郡部一五·和州》引“《汉书》曰:汉军追项羽至江,东城乌江亭长舟待之。”{3}可见《御览》的编者同样认为乌江亭地属秦东城县。

(五)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第四八《淮南西路·和州》叙和州所领乌江县之沿革曰:

在州东北三十五里。《寰宇记》云:“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至乌江,乌江亭长船待,即此处也。”《元和郡县志》云:“魏黄初三年,曹仁据乌江以讨吴。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置乌江县,隶历阳郡。”又按《晋志》,淮南郡下始有乌江县。沈约《宋志》于历阳郡下书云:“乌江令,二汉无有。”《晋书》有乌江,《太康地志》属淮南。而《南齐志》临江郡下有乌江县。《隋志》云:“梁置江都郡。后齐改为齐江郡。陈又改为临江郡。周又改为同江郡。开皇初郡废,属和州。大业初置历阳郡。”《唐志》隶和州。《国朝会要》(笔者按:此处“国朝”指撰者所处的宋朝)云:“绍兴五年废为镇,七年复为县。”①

按: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人,庆元元年(1195)进士。所撰《舆地纪胜》二百卷,为宋朝著名地理总志之一,约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是书分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等目,所述内容丰富。该书同样记载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并述项羽与此地的关系:“项羽至乌江,乌江亭长船待,即此处也。”

我们从西晋太康六年(285)于东城县析置的乌江县域的大小以及与此相关的文献,可以间接推知秦楚之际东城县辖区的大致范围。

北宋王存等奉敕编撰北宋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称是书“文直事核”,“最为当世所重”。其书卷第五《淮南郡·和州历阳郡》领属历阳、乌江、含山三县。其述乌江县曰:

乌江  州东北三十五里,四乡。汤泉、永安、石碛、新市、高望五镇。有四山、大江、乌江浦。②

又《舆地纪胜》卷第四十八《淮南西路·和州》叙录乌江县的“景物”,有“汤泉,在乌江县东北五十七里,韩熙载为之《记》。”又著录“安阳渡,《元和郡县志》云:在乌江县东北八十里,与上元县对岸。”{3}今按:唐上元二年(761)以江宁县改名上元县,治所即今南京市。宋因之。与上元县对岸的“安阳渡”,即今之浦子口(习称“浦口”),为南北津渡要冲。明洪武九年(1376)置江浦县,曾以此为治所。而《元丰九域志》所录乌江县辖五镇均在今江苏江浦县境(现为南京市浦口区),汤泉、高望的镇名沿用至今。由此可知乌江县不仅辖有今安徽和县东部的乌江镇,更领有乌江镇以东的江苏江浦县全境。

乌江县有六合山。沈约撰《宋书·孝武帝本纪》:大明七年(463)二月,“车驾校猎于历阳之乌江。己未,车驾登乌江县六合山。庚申,割历阳、秦郡置临江郡。”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历阳郡所统“乌江县……有六合山。”而后世六合山在江苏六合县西境。由此可知隋唐之前的乌江县还领有六合县毗邻江浦县的部分地域。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淮水》:“淮水又东,池水注之。”《注》文曰:“水出东城县,东北流,迳东城县故城南。”②按:“水出东城县”,明谓池水发源于东城县域。源头发脉处在今安徽肥东县东北部的八斗、白龙两镇的山谷间。由此可证秦汉之东城县西境含今肥东县的东北部。

西汉九江郡领有的全椒县系从秦东城县析置,而当时的全椒县还包有后世新置的滁县和来安县。综合以上文献,秦楚之际的东城县北与钟离县接,西与阴陵、合肥相邻,东与盱台连接,南达大江之滨,辖区包括今安徽省的定远、全椒、滁县、来安与和县的东北部,以及江苏的江浦全县和六合县的西境,东西宽约二百余华里,南北达二百五十华里。{3}

先生不相信秦汉时有如此大的县级建制,并以此为理由否定乌江亭地属东城县。他在《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中说:

秦汉时县之辖区皆在一百华里左右,如阴陵县距东城县,只有九十多华里,东城至全椒,也不出百里,今东城至和县尚有二百四十华里,岂能为一县?①

按:说“秦汉时县之辖区皆在一百华里左右”,以及所举例证,恐有以偏概全之嫌。先生如是说,估计是有见于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这样的话。但班固“话”下还有话:“其民稠则减,稀则旷”。这才圆通而切事实。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尽废封建,行政架构实行朝廷——郡——县三级制,以郡统县,而郡、县皆直属皇帝。县的基本行政职能是为帝国征税赋、聚甲兵、兴徭役,并维持治安。故设县以户籍多寡为依据。中原民众而地辟,则县域小;淮海以南民寡而地荒,则县域广。班固说“县大率方百里”,系沿袭西周封建公侯的封域传统,属名义上的标准,而事实上执行的则是“其民稠则减,稀则旷”。秦汉时的大县、小县,是按户籍的多寡,而不指县域的广狭。人口多而县域小,亦为大县;人口少而县域广,亦称小县。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今天的河南一省当时就分设三川、东郡、颍川、南阳、陈郡五郡;而在长江流域,由于地旷人稀,开发程度低下,郡域辖境极大,秦之九江郡竟辖有今天安徽淮河以南与江西全省以及湖北、广东的一部;一个会稽郡也辖今天江苏的太湖流域、上海市、浙江大部以及福建全省。这就是《项羽本纪》中乌江亭长所说的“江东”,“江东虽小,地方千里”,而人口只有“众数十万”。这两个郡所辖之县也各不过二十左右,而每县面积竟与中原一个郡相当。中原地区由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县域远比今日之县为小。如《太平寰宇记》卷第一《河南道一·东京上·开封府》:“府境  东西三百里,南北三百五十里”,竟设置十六县,其中开封、浚仪、封丘、陈留、尉氏、雍丘、襄邑、考城、阳武、中牟、阳夏、长垣、酸枣、扶沟、鄢陵凡十五县,皆为秦、汉旧县,每县辖地仅方数十里。再看长江北岸的舒州。《太平寰宇记》卷第一百二十五《淮南道三·舒州》,州境“东西五百八十三里,南北三百三十五里”,春秋时为皖国。北宋设置怀宁、桐城、望江、宿松、太湖五县。除桐城“本汉枞阳县地”外,其余四县皆“本汉皖县地”。可见秦、汉时皖县县域大至见方三、五百里。项羽“徙义帝于长沙,都郴”的秦楚之际的郴县,属蛮荒之地,县境竟大至五、六百里见方。那么秦代地处长江北岸、开发程度与皖县相当且县域相近的东城县见方二百多里,“今东城至和县尚有二百四十华里”,又何足惊怪!只要认真检阅历朝正史地理志,追本探源,厘清郡县置废分合沿革脉络,先生的困惑或可涣然冰释。

如前所考,既然秦楚之际的乌江亭从属于东城县,而与历阳县无涉,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论中自然不会按先生所设计的说“身死历阳”,但也不会“迳说‘身死乌江’”,而必说“身死东城”,这是太史公的史法。

在秦代郡县两级的行政架构中,县是皇帝控驭臣民的最底一层正式机构,县令、县长均由皇帝直接委任。县下有乡、有亭,乡、亭之长是郡、县署置的小吏,不属帝国职官序列。史书地理志的著录到县为止,而不及乡、亭,因为乡、亭不属帝国正式行政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行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①

按:“十里一亭”的“里”,指居民聚落。《说文》:“里,居也。”作为秦、汉户籍管理最低一级的单位,“里”的户数,据《后汉书》卷第九七《百官志五》:“里有里魁”。《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②东汉“一里百家”的制度当承袭秦与前汉。亭所管辖的地域也是“民稠则减,稀则旷”。于是在中原有见方不足十里的亭,在地旷人稀的沿江地带也有见方数十里的亭。《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保存了西汉末期全国县、乡、亭的统计数字。

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两万九千六百三十五。{3}

平均每县辖四乡、二十亭。乡、亭既非帝国正式行政机构,为数又如此之多,即使是史书撰成的当代,如果不著录乡、亭所属的县,人们谁也弄不清楚某个乡、亭在帝国所在的位置。史书记叙列传人物的籍贯,也只录其所出的郡县而不及乡亭。因此,司马迁在叙写项羽的结局时,据事录实为自刎于“乌江”,而为了让后人清楚地知道项王最后结局的“乌江”所处的县域,他运用互见法,在作为《项羽本纪》总结的“太史公曰”中,按乌江所从属的帝国正式的行政区划的县书写为“身死东城”。“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是同篇前后互见足义。乌江自刎与《高祖本纪》“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樊郦滕灌列传》“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以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此相关人物的侯功纪录,则是异篇互见,相为补充,其间只有统一而实无矛盾。

        

五、项羽乌江自刎说并非始自元人杂剧

 

唐代诗人于季子有《咏项羽》绝句:

北伐虽全赵,东归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做渡江人。①

李贺《马诗二十三首之十》称:

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②

杜牧有《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3}

汪遵有《项亭》诗:

不修仁德合文明,无道如何拟力争?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4}

胡曾有《乌江》诗:争帝称王誓已倾,八千兵败楚歌声。    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5}

宋代的王安石作《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6}

女诗人李清照作《绝句》:

生当为人杰,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7}

宋初词人李冠有《六州歌头·项羽庙》长调:

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鞭寰宇。驱龙虎。扫枪。斩长鲸。血染中原战。视余、耳,皆犬鹰。平祸乱。归炎汉。势奔倾。兵散月明。风急旌旗乱,刁斗三更。共虞姬相对,泣听楚歌声。玉帐魂惊。

泪盈盈。念花无主。凝愁苦。挥雪刃,掩泉扃。时不利。骓不逝。困阴陵。叱追兵。呜喑摧天地,望归路,忍偷生!功盖世,何处见遗灵?江静水寒烟冷,波纹细、古木凋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益伤情。胜负难凭!①

唐宋诗人凭吊乌江霸王灵祠留下许多佳作,都或明或暗提到项羽的乌江自刎。以上仅摘钞若干以示例,但亦足以证明冯先生所谓的“项羽乌江自刎之说,至唐代似乎还未有文字可稽”,“最早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纯为不实之辞。以上所录都是常见的诗文,相信早经先生法眼。不过先生为了维护“项羽不死于乌江”的独特“发现”,故意一概抹煞不提罢了。

 

六、关于《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研究方法的质疑

 

先生因为不相信项羽会在乌江自刎,多次沿项羽自垓下败逃的路线实地考察。这种怀疑精神和以实践求真知的态度至足钦敬。然而《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对“项羽是死于东城(邑)而不死于乌江”新说的论证,由于种种失误,实难成立。究其原因,窃以为一是出于对太史公文本的误读,二是出自研究方法的失当,而二者又互为因果。

先生为了证成他的“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先入之见,在征引《史》文及相关古籍时,常常有意无意使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技巧。如为了急于向读者证明他所持有的“秦汉之际,乌江属历阳县”的观点,竟将唐人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明确著录于乌江县下的乌江浦,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其系于历阳县名下,并且特意删去《元和郡县图志》关于乌江县设置沿革的重要记载——“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置乌江县”,冒充“乌江在汉代属历阳”的“明确的记载”①,从而不幸构成伪证。如果这仅是一例,或可用偶然疏忽予以解释。但将《项羽本纪》明确叙写的项王在乌江渡口将所乘骓马赠予乌江亭长后,下令随从壮士弃马步行,持短兵与汉军追骑接战的场面,删去项王赠骓报德、临江不渡的情节,而将弃马步战以下文字嫁接到“东城快战”之下,说什么“项羽‘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的这场战斗”“是承上文‘今日固决死,愿为君快战’ 而来的,是整个东城之战的一部分,因而地点是在东城,不是在乌江。”②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分明是精心蓄意而为之,岂可用疏忽失察能够推诿?

先生在征引《史》文时又常常删削与己观点不利的重要文字,人为地制造太史公文章的“纰漏”,从而扭曲文本原义,以售其说。他这样征引《项羽本纪》:

乌江亭长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然后断定,“这段文字,与上文明显不接。”“好像他根本没有想渡乌江,上文‘欲东渡乌江’根本不是他的念头,文章前后明显不接。”

在这段引文中,先生对《史》文两处使用删节号进行技术处理。第一处被删没的是“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三句,原文显示当下汉骑尚未追至,而亭长“独有船”,项王东渡有充足的条件,只要登舟离岸,汉骑即使赶到渡口,也只能徒呼奈何。这三句对表现项王欲渡而亦可渡而终于不渡的心理变化非常重要的话语,被有意删削。第二处被删没的是“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六句话用“且”字领起,更进一层地袒露了项王当下真实的胸襟,诉说了他临江不渡的原因:除了天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人道——他亏欠江东父兄的重托,再也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王面对乌江亭长催他“急渡”的盛情,将由“欲渡”到“拒渡”的理由诉说得充分而又充分。将被削的文字补足,上下文意密合无间,哪有“纰漏”?先生是通过肢解太史公的文章,人为地制造矛盾以耸人听闻。

先生为了证明太史公的文章“有矛盾纰漏”,先截引班固、裴、李长之诸家之言,特别在“甚多疏略,或有抵捂”、“虽时有纰缪”、“偶而有着矛盾”下面加上着重号,然后归结为“可见无论是古人或今人都已经注意到《史记》的叙事中,是存在着‘矛盾’和‘纰缪’的。”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先生再次引用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以代言:

最早班固就指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所以“甚多疏略,或有抵捂。”①

上述引文特意加上“所以”二字,提供给读者的信息是,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叙述楚汉史事,“疏略”“抵捂”之处“甚多”。那么,《项羽本纪》叙事出现如冯文所言的纰漏矛盾,自属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并非班固的本意。只要将班固的原话元元本本引出: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①

即可明白,班固称司马迁《史记》“其言秦汉详矣”,正是高度肯定《史记》所述秦汉史事详尽信实。故《汉书》述秦楚之际直至武帝天汉年间的史事一本《史记》,无所更张。“至于”以下,班固另起一意。所谓“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进行的编纂,系指秦汉以前——自黄帝讫六国——的史事。太史公由于上古文献不足征,而东周王室所藏天下史记及六国国史,由于对秦国“有所刺讥”,均被秦始皇焚毁,可供太史公撰史参考的“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②,故叙周以前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实所难免。班固的上述评论,实事求是,得到《史记集解》的作者裴、《史记索隐》的作者司马贞、《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的首肯,也被古今诸多《史记》研究者所认同。而先生与此独异,他特意删削班固评论中“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三句,将本来针对《史记》所述先秦史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的批评,采用换头术,将它嫁接到“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之下,从而使之成为针对《史记》所述楚汉之间史事(《项羽本纪》正在其中)的批评。这种指鹿为马的作法,不仅是对班固评论原意的根本歪曲,更是对《史记》叙事性格的亵渎。先生对所引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索隐后序》两段话的解读也有同病,姑置之不论。

先生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说”构成最大障碍的,是北宋初年史官乐史(9301007)在其所撰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四《淮南道二·和州》对所领三县之一的乌江县的下述著录:

乌江县(本注:[州治历阳]东北四十里,旧十五乡,今四乡)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船待羽处也。

本文第四节已征引。先生在其大作中对此字不提,而且自我作故说“秦楚之际乌江地属历阳”,还煞有介事地说“这有明确记载”。其实先生心中明白,他是在玩空手道的险招。为了化险为夷,他不得不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正文之后加写一段《赘言》,以图推倒《太平寰宇记》的上述记载。所持两条论据,均摘自历史地理学家王文楚先生为中华书局影印之《宋本太平寰宇记》撰写的《前言》,一是《太平寰宇记》“所载政区,主要太平兴国后期制度”;二是乐史去世后,该书出于“后人改补”。冯氏由此导出结论:“由此可见,《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已非秦汉旧制。其所说‘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实不可信。”①

然而只要检阅《太平寰宇记》以了解该书的体例,并通读王文楚先生的《前言》,便会发现先生的两条“论据”都难以立足。《太平寰宇记》所载政区,确实是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后期制度”,乌江县隶属和州,正是当时的政区制度。但书中所称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云云,是追溯乌江县的历史沿革。这正是中国古代舆地志书自《汉书·地理志》起逐渐形成的优良传统,即在著录本朝地理行政区划州郡府县的同时,均详叙其置废析并的历史演变。《太平寰宇记》所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府州、县沿革,多上溯周、秦、汉,以讫五代、宋初,从而为研究历代政区建置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先生以该书“所载政区,主要太平兴国后期制度”,来否定该书对乌江县历史沿革的追溯,实属文不对题。论据其二的“乐史过世之后,出于‘后人改补’。故所载政区,离秦汉已甚远”的说法,给人的强烈印象是,既然《太平寰宇记》所载“主要太平兴国后期制度”,那么今本所载秦汉政区建制的记载,当系乐史死后由后人改补窜入,因而是一部不可征信的的地理著作。但事实绝非如此。先生所引“后人改补”四字出自王文楚所撰《前言》的下列段落:

至于惠州,据《宋会要·方域》、《元丰九域志》诸书记载,是为真宗天禧五年(一O二一年)改浈州置;书载通州“天圣元年(一O二三年)改曰崇州,明道二年(一O三三年)复故”,这惠州、通州的政区改置,天禧离乐史去世已有十四年,明道已达二十六年,实出于后人改补。①

很清楚,王文楚《前言》所云“出于后人改补”,是特指惠州与通州改置二事,除此之外,全书均属乐史原作。而先生隐瞒王文之所特指,仅从中抉取“后人改补”四字,采取模糊化的手法,将其放大,施加全书,从而制造出《太平寰宇记》不可征信的假象,进而达到认定该书记载“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实不可信”的目的。这“实出于”王文楚《前言》原意之外,严格的说这也是一项伪证。

中国历朝官修地理总志,系根据郡(州)县地理志以及上计制度下州郡每年岁终向朝廷呈报郡内众事的簿记图表等资料汇总编制而成,除边疆四裔因路途遥远信息不全记载偶有讹错外,本土部分可信度甚高。对其中的记载,除非掌握确凿的证据,不宜轻易否定。

先生很重视野外考察,这自是获取真知的良方之一。这在当代学者中并不多见,先生对此也颇为自豪,在其大作中一再予以申明。但先生实地考察的结果见诸论文的,有些颇令人滋生疑窦。姑以定远县南六十里的虞姬墓为个案略作讨论。先生对这座“历历在目”的虞姬墓有两段描述:

今东城西北谭村有土山曰“嗟姬墩”,传即项王令骑四面驰下处。今当地人尚称此山为“四溃山”。其地属东城,我曾二至其地调查。①

今东城西北不远处,有谭村,其地有虞姬墓。《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姬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我曾两次去虞姬墓,墓高约25,为一自然土山。据传,项羽在决战前,将虞姬之首埋于此,即作最后的决战。所以此高阜又名“四溃山”。决战后,项羽即自刎于东城。②

先生将他两度考察虞姬墓的见闻告诉人们:虞姬墓是一座高达25的“自然土山”,此山便是项王一行二十八骑东城决战的古战场所在,所以又名“四溃山”,项王即自刎于近旁的东城邑。可见虞姬墓在“项羽不死于乌江说”中的份量之重。

但最早提出项羽不死乌江的计正山先生“所见”的虞姬墓,与先生“所说”的虞姬墓并不相同。他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中这样说:

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姬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①

先生在题为《项羽并非死于乌江》的近作中对虞姬墓有更详细的描述,并配发了题为《今日虞姬墓》的照片:

形如丘峦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率领有关专家实地考察后认定其形制、封土皆为典型汉墓。笔者认为这是汉高祖刘邦为鲁公项羽举行隆重葬礼之后,东城县为虞姬头颅加封土而形成的墓,西汉时便建祠辟田祭祀。②

计正山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定远人,他所见的虞姬墓其高仅“达数丈”,在先生的笔下竟拔高到“约25”。更为奇怪的是,经安徽省文化厅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后认定其形制、封土皆为典型汉墓”,是“加封土而形成的墓”,在先生笔下摇身一变,竟变成“一自然土山”,而且还是项羽率领的二十八员骑士在那里与数千汉骑进行东城决战的赫赫有名的“四溃山”。从《今日虞姬墓》的照片看,覆斗形汉墓形制的嗟姬墩(即虞姬墓),高不过数丈,底座周围不过数十丈,墓顶平地不会超过数方丈。试问其上岂能容项王将其二十八骑分为四队,布为圆阵,又约定分四面俯冲敌阵后在墓的东坡分三处集结?别说小小的虞姬墓办不到,就是高峻如秦始皇陵,其墓顶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对虞姬墓的描绘,先生所见应毋庸置疑。而先生所言则夸张失实,未免有点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味道。这难道是两次实地调查所应有的结果?另外,古今所有的地理志书,包括现代版的《定远县志》,哪怕是好事的文人野史笔记,都从未有虞姬墓又名“四溃山”的记载,谁好意思将一座土墩叫做“四溃山”?先生拉出一个出生在东城快战二千年后的“当地人”“尚称此山为‘四溃山’”来打马虎,考证文章岂能这般做法?

先生为了力挺其“项羽不死于乌江”的新说,在引用文献作证时不仅任意删削,隐没要害,以售其说,而且还轻言《项羽本纪》乌江拒渡一段文字有“错简”或“脱漏”,更有甚者,还敢给《太史公书》添加文字:

我认为这两个句子(笔者按:指“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两句),其中可能有错简。我设想,可能“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一句文字有脱漏,我以为“于是项王”下脱“之众”(大意)这样两个字,全句应为“于是项王之众乃欲东渡乌江”。这就是说想东渡乌江的不是项王,而是项王的部从,所以下文紧接乌江亭长的一段劝说,然后接“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一大段说明项王不能渡江的道理。这样文章才上下贯通,没有矛盾。①

在校勘学中,“错简”与“脱漏”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错简”又称“舛乱”,是指底本文字有颠倒,或单错,或互错,或衍漏错。凡此皆应依可靠的版本或他书确凿的证据予以改正,并在校记中说明改正的依据。先生所说的“脱漏”,校勘学术语称“脱”或“夺”,是指底本文字有阙字漏句,须据可靠版本或他书确凿依据审慎加以补足,并出校记说明。《项纪》“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两句文意顺畅,不可互乙,绝无“错简”的可能。即使两句中果有“脱漏”,先生也是将错简与脱夺两种异质的错误混为一谈。先生在无任何《史记》版本依据或他书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随意在“项王”之下添加“之众”二字,遂使《史》文文意发生本质的变化,由“项王欲渡”变为“项王部从欲渡”。先生以为如此方可为他所认为的《项纪》叙事的“矛盾”和“纰漏”补罅。殊不知添加“之众”二字,项王在垓下“直夜溃围南驰”就不是自主决策,而是被“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胁裹南逃。历史人物项羽一向是特立独行的非常之人,在他短暂而灿烂的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受人胁裹之事。至于麾下八百壮士也绝不会作出胁裹项王的行为。先生随意添加的“之众”二字,不仅扭曲了项王的形象,也诋毁了项王骑从的忠诚。这绝对不是司马迁的意思。添字立说是考据学的大忌,看来先生不小心犯忌了。

先生写这篇考证文章,常以想象替代考实。文中不时出现“好像”、“似乎”、“有可能”、“也可能”、“也许”、“我设想”之类的话头。其中最令人失惊的是将乌江亭长设想为被围在东城的“二十六人之一”:

还有一个问题,项羽困在东城,已只有二十六人。乌江亭长既不能从天而降,为什么凭空多出一个乌江亭长来?如果要勉强解释一下,那么这个乌江亭长就是二十六人之一,他或原是乌江亭长。乌江对岸就是金陵,是吴地,渡船是两面停靠的,这一面是楚,那一面是吴,正是吴头楚尾。也许这个亭长就是当年随项羽从征的八千子弟之一,现在转战至此,他熟知吴中情况,也熟知乌江渡口的渡船,故劝项羽东渡乌江。而且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这段话的口气,一是极熟悉吴中情况,二是更清楚乌江渡口的情况。我的这一猜测,当然没有任何根据,但二十六人以外,不可能多出一个人来,因为东城离乌江还有二百四十华里,是无论如何来不了人的。①

这段话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但固塞不通之处却也不少。先生说“这个乌江亭长”“或原是乌江亭长”,“就是当年随项接纳居人范增“复立楚之后”的建议,“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都盱台。”①二是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在灭秦之后的汉元年正月(前206),项羽为义帝选定的都城是长沙郴县,而不是盱台。《项羽本纪》记其事曰:项羽“乃尊怀王为义帝”。“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②

其二,先生说:“我们知道《史记》有六朝抄本二种:《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卷,此卷日本高山寺藏,罗振玉有影印本;另一种是《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藏、印同上)。”{3}

这段话也有两点错误。一是《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篇及《郦生陆贾列传》一篇共抄为一卷,而非两卷。这两篇抄本卷子系抄在佛教密宗作法书《金刚界次第》经卷的背面幸而存传。二是此卷由日本滋贺县石山寺所藏,而非高山寺所藏。一九一八年二月,罗振玉影印时将“石山寺藏”误记为“高山寺藏”。贺次君作《史记书录》时未加校核而沿其误。先生又沿《史记书录》之误。《史记书录》出版迄今半个世纪,仍沿其误,可为一叹。石山寺藏抄本《张丞相列传》卷首残缺,存自申屠丞相嘉传之“错客有语错”起至篇末,全;《郦生陆贾列传》自篇首到篇末,仅脱落一纸,残“雪足杖矛曰”至“陈留令曰”,凡三百十五字。此卷“民”字不避讳,抄写年代至迟在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之前。

日本高山寺收藏的《史记》唐抄本有本纪四篇,即《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均为《集解》本。除《周本纪》缺卷首第一纸凡一百八十一字外,其余三篇均为全帙。笔者有高山寺藏《殷本纪》、《周本纪》的复制本,故略知其形制。

 

七、《史记》所述秦汉史未可轻议

 

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说得对:“《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①司马谈约生于汉文帝即位(前180)左右②。汉武帝即位之初,征聘“世典周史”的后裔且学识渊博的司马谈担任大汉王朝的太史公。“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前140—前110)之间”,主领史职长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鉴于孔子作《春秋》绝笔五百年来,诸侯相兼,征战不已,历史记载中断放绝,立志撰写一部上继《春秋》、下迄当代,翔实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历史著作。为此不仅做了充分的资料准备,而且还草创了一批手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因在封禅大典的目的上与武帝南辕北辙,被强制滞留洛阳,不准参预其事,“故发愤且卒”。在弥留之际,将生前未能实现的继续孔子的事业、作第二部《春秋》的宏愿,委托给他的独子司马迁。司马迁强抑悲痛,对父亲作出庄严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3}司马迁继任太史公后,经过他卓绝千古的努力,背负李陵之祸的奇耻大辱,用了近二十年的功夫,在父谈遗稿的基础上,上伸下延,加工润色,终于在武帝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难后,实现了先父作第二部《春秋》的遗愿,著成了被后世称作《史记》的《太史公书》。

这部伟大的上起黄帝、下迄汉武的通史,于楚汉之际以至武帝时代的当代史叙事尤为翔实可据。司马迁父子两代编纂这段历史,除了个人超群的天赋和特别坚韧的毅力等主观因素外,还有充足的客观条件:

(一)司马谈之生上距楚亡汉兴及项羽之死(前202)不过二十余年,青年时代及见汉初功臣及其子弟辈,并与其中某些人士相交,故熟悉楚汉之际的新鲜掌故。这在《史记》不少人物列传中都有所交待。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上距项羽之死,亦不过六十余年,距他正式撰著《史记》的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亦不足百年。司马迁有机会与汉初大功臣的孙辈交游,从他们那里也获得不少可贵的现代史口述史料。

(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相继任职太史公,不仅掌管王朝图籍及郡国每年的上计卷宗,有如《太史公自序》所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而且因太史的职责所在有权“石室金匮之书”,亲见宗庙及太常寺秘藏的皇室玉册及开国功臣的功录、剖符封侯的丹书铁券等文书秘档。《史记》中汉初开国功臣的列传正据以传述,其中攻城略地及斩获首级等战功的记载,精确到令人咋舌的个位数。

(三)司马谈青年时代曾游学齐鲁。“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①任职太史公后随从武帝祭祀、巡行,到过很多地方。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特别仔细踏勘了以彭城为中心的楚汉相争的战场,还考察了刘邦丰沛集团大功臣的乡间故宅,从当地故老耆旧那里采访了开国帝王将相发迹前的故事旧闻。入仕为郎,特别是继任太史公后,更随从武帝巡游、祭祀走遍了天下。《史记》的诸多篇章其资料来源不仅仅是前代遗存的文献档案,而且还有父子两代实地考察所获的鲜活资料。文献与考察的结合,使得《史记》中的现当代史更具可信度。

(四)《史记》的编纂原本是职务行为。司马谈临终遗命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答覆编制太初历的同僚壶遂,他能不能作《春秋》的问难时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①这都清楚地表明,编纂大汉王朝兴起以来的现、当代史,正是太史公一官的天职,而《太史公书》则是太史公的职务作品,必须呈奉皇上御览审定,并入藏中秘资治。《史记》十表中的汉室第一表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表序》有言:“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要之以仁义为本。”②称“臣迁”,正是进呈武帝御览,以备审查的明证。仅仅因为必须呈御这一因素,司马迁在整理著录楚灭汉兴以来的历史时,凡重大事件也必得准确无误。即使司马迁因李陵之祸下狱,从此失去太史公的官职,出狱后被武帝改任中书令,公余重操史笔,已是私史;然而自汉惠帝除夹书令后,私人著述也须呈献王室。所以《太史公自序》说,完成之作的《太史公书》,除正本“藏之名山”妥为保存外,还须“留副在京师”。因此,楚灭汉兴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样也必得准确无误。

班固有见于此,所以才说《太史公书》“其言秦汉详矣。”唐代的刘知也说:“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洎秦汉以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①其中备受汉室关注的,就有《项羽本纪》。诚如先生所言,“垓下之围以后的文字……正是项羽彻底失败毁灭,刘邦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情节。”②对于汉室来说,这样重大而又敏感的话题,若非项羽真在乌江自刎,司马迁岂敢如此笔诸简端?太史公在《项羽本纪》的正文里说项王在乌江“自刎而死”,是据事录实;因为乌江亭属东城县,而县是秦代郡县行政体制下皇帝控驭臣民的最低一层正式行政机构,亭则不是,所以在“太史公曰”里庄重而正式地书为“身死东城”。“乌江自刎”与“身死东城”两者都是太史公的实录,是一篇之中的互见足义。

清代乾嘉学者赵翼说:“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比对,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3}

班固《汉书》的《项籍传》,除个别文字的修整外,几乎是“全用《史记》文”,他记叙垓下之围及乌江自刎的场面就是如此,原因即在于他考核了太史公的史文翔实无误,故直接录入《汉书》。在既没有真正读通《项羽本纪》原文文本,又拿不出任何值得一顾的其他根据,就轻议司马迁亲手著录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自以为是唐以后的民间传说的羼入,恐怕不是一个学人应有的谨慎。

《论语·子罕篇》第四章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大意是说:先生平素绝无这四种毛病:不悬空猜测,不全称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这是孔子处事立行的态度。也可移作治学为文的标准,做考据尤应向此努力。谨征引于上,以为本文的结穴。  

 

20071115起草,2008年元日改定于凤凰山下窳陶斋。

  

 

征引书目:

 

汉·司马迁《史记》,附三家《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

汉·司马迁《史记》,南宋黄善夫梓刻三家注合刻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百衲本)缩印,第一册,1998

汉·班固《汉书》,宋景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第一册,1998年。

汉·班固《汉书》,王先谦《汉书补注》本,长沙虚受堂原刊,北京:中华书局缩印,198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宋绍兴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第一册,1998年。

晋·陈寿《三国志》,宋绍熙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第一册,1998

唐·房玄龄等《晋书》,宋刻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第二册,1998

梁·沈约《宋书》,宋蜀大字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第二册,1998

先生在其大作的第四节“乌江自刎说的溯源述流”中,首先再次用铁定的语气说,“《史记》、《汉书》均无‘乌江自刎’之说”。然后引《史记正义》:“《括地志》云‘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是也。……《汉书》所谓乌江亭长船以待项羽,即此也。’”据此推断:“这里虽然提到‘乌江亭长船待’这句话,但也未及‘自刎’之类的说法,所以项羽乌江自刎之说,到唐代似乎还未有文字可稽”。

这种推断令人纳闷。记得先生往年注释过《古代散文选》,应该知道古人作注的体例是只为首次出现的词语作注。先生所引《史记正义》的体例是仿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摘字列句为注的作法,这里是为“东渡乌江”作注,自然“未及”215字之后的“自刎”之说,且“自刎”文意显白,亦无须加注。先生是有意误设路标,将读者引入他预设的圈套。果然,他接着告诉读者,他“所看到的最早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随即摘引“该剧第三折下半部分到第四折末的文字”,以明“在这个杂剧里形象地描写了项羽乌江自刎”,并说“也可能正是戏剧的作用,‘乌江自刎’的传说才得以广泛传播。”①

今按:先生的上述说法太过武断。司马迁作《史记》时上距项羽之死还不足百年,他在《项羽本纪》的正文里早已叙述了项王在乌江渡口作出不渡的抉择后,将宝马赐予乌江亭长,然后持短兵与汉军步战,最后伏剑自刎,将大好头颅赐予“故人”吕马童领取封侯之赏。

东汉初年的班固,奉诏撰《汉书》,《后汉书》本传称其书“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①《汉书》的《项籍传》同样翔实记载了项羽在乌江“自刭”而亡。怎能信口开河地说“《史记》、《汉书》均无‘乌江自刎’之说”呢?

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南宋袁枢撰《通纪事本末》,都著录了项羽乌江自刎的过程。何待元朝中期的金仁杰作杂剧才出现项王乌江自刎的故事!

元朝以前,在淮海任职的封疆大吏以及众多的词人墨客,以霸王项羽乌江拒渡壮烈自刎为题材的诗赋为数甚夥。

唐文宗、武宗朝两度为相的李德裕,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出为滁州刺史,次年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在江淮之间担任地方官多年,谙熟其地山川形胜、风俗民情以及历史掌故。曾作《项王亭赋并序》,其序称:

丙辰岁(按:指唐文宗开成元年)孟夏,予息驾乌江。晨登荒亭,旷然远览。……余尝论之,汉祖犹龙,项氏如虎,龙虽困而其变不测,虎虽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鸷,宜乎绝。然舟不渡,留骓报德,亦可谓知命矣。自汤、武以干戈创业,后之英雄莫高项氏。感其伏剑此地,因作赋以吊之。  

其赋曰:

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识舟之崖,焉知系马之树?望牛渚以怅然,叹乌江之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斯人之何遽!……追昔四之下,风烟将暮,大咤雷奋,重瞳电注,叱汉千骑,如猎狐兔。谢亭长而依然,愧父兄兮不渡。既伏剑而已矣,彼群帅兮犹惧。虽伯业之无成,亦终古而独步。……②  

赋序及赋文中两度提到项王“伏剑”,所谓“伏剑”,即“自刎”的代称。李德裕系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之子。吉甫任相期间,撰唐王朝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五十四卷。其书卷九《河南道五·濠州》有如下记载:

管县三:钟离、定远、招义

东城县故城,在[定远]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自阴陵至此,尚有二十八骑。南走至乌江亭。灌婴等追羽,杨喜斩羽于东城,即此地也。①

按:“此地”,正直指上文“乌江亭”。这里也点明了乌江亭地属秦东城县。

宋人龚相,字圣任,号复斋,龚原之孙,颐正之父。曾为乌江县令,作《项王亭赋并叙》。其《叙》文有云:

余令乌江之明年,职讼稀,得以文史自娱。于是询考境内遗迹,将欲验古事,察风俗。恨其兵火之余,故老灰灭,无复在者;而前人遗迹,往往化为榛莽狐狸之区矣!独项王亭去古远,于邑为近,余每登眺焉。……余尝谓三代以后,盖有不仁而得天下者。若夫魏晋之兴,皆假唐虞称禅代,大率怀奸饰诈,篡窃取之,其实逼夺。下至刘裕、萧道成之流,如蹈一律,覆宗灭祀,延及无辜,可为流涕。若杨坚、朱温,直盗贼尔,固不足道也。岂非所谓不仁而得天下者哉!夫项王之起,年二十四,不阶尺土,自奋邱垄,二年而平秦霸天下,废立王侯,政由一已。虽所为有异于高祖,然以曹操、司马懿而视,王真伟人也。余又览观山川,想追骑云集,王以短兵接战,英勇不衰。谢亭长顾吕马童之时,其视死生为何如!雄烈之气凛凛而在。邑人庙祀至于今不怠者,岂以王之亡秦兴汉之功大、而得失自我、不为奸诈篡夺、真磊落大丈夫也哉!②

唐·魏征等《隋书》,元大德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第三册,1998

后晋·刘等《旧唐书》,宋绍兴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第四册,1998年。

元·脱脱等《宋史》,元至正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第五、六册,1998

清·张廷玉等《明史》,清武英殿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第八册,1998

宋·司马光《资治通》,清胡克家覆刻元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1987年。

宋·袁枢《通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王国维《水经注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

宋·乐史《宋太平寰宇记》,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中华书局影印,册4692006

宋·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存世孤本影印,2000年。

宋·王存等《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据文选楼钞本影印,1992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缩印本,1934年版;上海书店重印,1984

清·顾炎武《日知录》,《日知录集释》本,长沙岳麓书社,1995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上海:中华书局,1955年。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据浙江杭州刻本影印,1965

《太平御览》,宋刻本,中华书局影印,1960

《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巴蜀书社联合出版,1985

唐·刘知《史通》,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全匮浦氏静寄东轩藏版,上海棋盘街文瑞楼印行,清光绪十九年

清·赵翼《廿二史记》,世界书局1939年版,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87

《全唐文》,清扬州官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

《全唐诗》(全二十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

《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

《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全宋词》(全五册),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65

《尔雅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

《谈文解字注》,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经韵楼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1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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